《窗边的小豆豆》卖了1000万，我却感到挥之不去的悲伤
在《窗边的小豆豆》发行千万册的答谢会上，她的作者黑柳彻子很难理解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人喜欢这本书；当我聆听了出版者的幕后努力、翻开了读者的评论，了解了在中国因为这本书发生的故事之后，我为这本我深爱的书畅销而感到快乐欣慰的同时，也有一些挥之不去的悲伤。
《窗边的小豆豆》是一本人见人爱的奇书。
我认识的人里，无论是学识丰厚的长者，还是听见读书就皱起眉头的小伙子，乃至刚刚会认字的小朋友，他们都爱看这本书。在很多人最爱的书单里，《窗边的小豆豆》往往能够排到前五名。当然，我也是一千万个爱它的人的其中一个。
前不久，我参加了《窗边的小豆豆》发行1000万册的答谢会。接到邀请函的时候，我有些惊讶，我知道很多人爱它推荐它，但我觉得这不是一本炙手可热的书，不是那种风口浪尖、全民热议的书，而是一本在心底悄悄地爱，遇到合适的朋友向他推荐的书——我没有想到它可以到达1000万这么多——1000万本《窗边的小豆豆》是什么概念呢？把他们一本一本垒起来，有17座珠穆朗玛峰那么高！
▲ 新经典董事长陈明俊在《窗边的小豆豆》发行1000万册答谢会上致辞。
答谢会现场公布的业绩是非常骄傲的：它在豆瓣上的评分高达9分，它在当当网上的评论多达近百万条，已经连续十年稳居开卷少儿畅销书榜TOP5。开卷榜单是由全国各地书店销售数据综合而成，是出版业界公认的榜单，也是最难买榜和刷榜的榜单——据开卷数据显示，“小豆豆”截至2017年6月，简体中文版发行总量高达10,175,920册，印次高达143次，成为中国单本销量最大的童书。
“小豆豆”的作者黑柳彻子，专门为1000万中文版读者录制了独家视频。黑柳彻子已经83岁，在视频里面依然能够看得出来是一个原汁原味的由“小豆豆”长大的老太太——她依然时髦而且优雅，她依然内心非常骄傲，她不会轻易地说上谢谢或者感恩，更不会因为大卖1000万而满面洋洋自得，她只是好奇，强烈地好奇，她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喜欢这本书，她说：
“如果在街上、在中国遇到大家，希望能听到大家叫我‘小豆豆’，这样我马上能明白，原来大家是看过这本书的读者。一千万册，这个数字在日本是难以想象的。我真的很想去中国问一个一个小朋友，问问买了一千万册的那些人们这本书哪里最有意思？是因为两个国家的学校、教育体制不一样吗？或者说是因为妈妈不一样？我很想亲自去问问。”
十四年
从2万到1000万册的由来
《窗边的小豆豆》其实在上个世纪80年代已经由湖南少儿社出版过。很多老一辈的人提起小豆豆，看的都是83年版湖南少儿的版本——那是在中国参加国际版权公约之前，可以不经过作者授权就出版其中文版，我们小时候看的金庸琼瑶作品，《百年孤独》等等，皆属于此类。
真正经日方出版社讲谈社授权，引进中国的“正版作品”《窗边的小豆豆》诞生于2003年——那不是一个好年份，非典的流行让中国城市的街头几乎看不见人，中日关系紧张也对这本书不利。从年初诞生到六月份，小豆豆的首次印刷的两万册还没有卖完，作为童书的“小豆豆”在中国显然没有大红大紫的迹象。
中文版的出版者新经典对于自己极为看好的作品如此的市场反应感到极为迷惑。他们开会分析之后，把小豆豆的定位从少儿文学转变为教育图书——就是不熟悉图书分类的读者也能感觉到此间的巨大差别。他们不但这样认为，还这样做了，开始给全国的1000所学校和老师免费寄书，给各大教育媒体寄书。
《北京少年报》副主编王旭君告诉我，她现在还记得新经典的编辑给她送书的情景。那天下着大雨，图书编辑显然还没有私家车，“她坐公交把书送到我办公室，不是一本两本，而是满满一纸箱，说是要给办公室的每个同事都看”，“我都不知道她是用什么方式、花多大力气送来的，我连夜读完，满心都是感动。遇到每个人都推荐，当然也在我们媒体上做宣传。”
“小豆豆“的内容本身，和她的出版者的行为深深地打动了中国教育界和宣传界。教师之间疯传这本书，老师向一个班一个班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推荐这本书，真切而且深情地。
与此同时，新经典也派出编辑去给全国书店的店员“讲书”，让店员能够理解这本书究竟是讲什么的。那些非常向往书中教育方式的店员被打动，他们主动给“小豆豆”码堆、做海报，遇到读者掏心掏肺地推荐——我曾经跟广州购书中心的店员老师去“讲过书”，他们只给了我20分钟，听完20分钟后，他们要了2000本，之后我再去巡店，发现他们主动把报纸有关报道做了剪报版，展示给读者看。给一线店员讲书的威力可见一斑。
正是借助第一批看完书被深深打动的读者的口碑传播和推荐，“小豆豆”的发行量从2万册到1000万册。跟日本出版伊始就年销售450万册不同的是，小豆豆的1000万来得很慢很迟，一共经历了14年。
新经典的副总编辑黎遥后来感叹，“小豆豆”的慢慢热销是一件好事。如果图书一上市就狂卖100万册，也许就在150万左右停住了，因为猛烈的营销会“借”来一些不是这本书的读者，而这些借来的读者会令书的生命周期萎缩停止，他们不愿意去传播它，推荐它。
我们喜欢这本非虚构作品
是因为我们觉得它不可能实现
“小豆豆”如今在全球卖出了30多个语种的版权，但销售得最好的，是日本和中国，两者都拥有了1000万这样可以称为奇迹数字的发行量。
在日本，能够卖得这么好，人们并不意外。书的作者黑柳彻子是日本家喻户晓的大名人，是电视主持的大头牌，我问讲谈社的朋友黑柳彻子是否相当于中国的杨澜，他们说，比杨澜在中国的名气还大，大概还要加上鲁豫和现在正在当红的董卿——黑柳彻子从投身电视圈到如今83岁，她一直坚持每周五次节目，依然深受欢迎。日本人看“小豆豆”，更多的是看一个几十年保持热度的大名人的童年传记。
而在中国，几乎没有人看过黑柳彻子的节目，人们对“小豆豆”感兴趣，显然不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在这里要讲讲“小豆豆”讲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小豆豆在小时候是个非常与众不同的小孩，比如她不好好上课，却热衷在教室窗边看过路的巡演艺人，还招呼全班同学去看；她因为好奇，在上课的时候不停地掀开课桌盖子又盖上……小豆豆做的一切事情都有情可原，但非常糟糕的是，她意识不到她不该在上课的时候做这些，她后来被这所拿她毫无办法的学校开除了，之后去了巴学园。这是一所开在公共汽车车厢里面的学校，每天中午吃饭有山的味道和海的味道，最重要的是，这个学校不但不觉得小豆豆是个麻烦，还愉快地接受了她。
简而言之，一个叫豆豆的小女孩，被一个学校拒绝了。更准确一点说，被一种教育理念甚至可以说是被某种教育制度拒绝了。幸运的是，巴学园的小林校长却愉快地接受了这个被其他学校淘汰出来的孩子。小林校长，差不多成了全日本第一个聚精会神地听一个小女孩一口气讲了四个小时的人。
在答谢会上，主持人问所有嘉宾对“小豆豆”有什么特殊的回忆，所有人无一例外的，会觉得自己就是书中的那个小豆豆，而在生命之中，曾经遇到过像小林校长那样的老师和长辈。小豆豆的故事让我们人人都感同身受。
这是一个非虚构作品，也就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品应该具有的魅力。
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的是，《窗边的小豆豆》是童书作品里面非常非常罕见的非虚构作品——里面发生的每个细节都是真的，它不像《长袜子皮皮》《小淘气尼古拉》这些小说一样是作家虚构出来的作品。
然而，“小豆豆”又让所有的人都感觉到这是一个梦幻——我们都觉得自己是小豆豆，我们都渴望遇到小林校长和巴学园。
“小豆豆”这本书展示了世界上有一所学校可以让你尽情地做小孩，在小孩的时候活得像小孩的样子。这听起来不难，却难于登天。
一名中国读者回忆说，“第一次看《窗边的小豆豆》是三年级的时候。我第一次读这么厚的书，也是让我第一次在被窝里哭了一晚上的书。”
作为孩子，我们必须活得像个守规矩的、社会化的成年人；作为儿童，我们不可以过儿童的生活，因为所有人都认为“儿童如果真像个儿童，那么必定不能成为成功的大人”；作为教育者，我们不相信真的可以有一所学校，有一种教育制度，是可以让小林丰这样的教育工作者存在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我们的童年在为成年做准备，今天在为明天做牺牲，而且我们都认为这是真理。像小豆豆那样遇见巴学园，像黑柳彻子那样坚持天真烂漫地过一辈子居然还很风光——这对于中国读者来说简直比哈利波特和他的魔法学校还要不可思议。
昨天我特地去看了孩子们大爱的幻想作品《哈利波特》中文版的最新的版权页，我看见2017年2月印刷的版本上面，单册的销量都不过百万，甚至七部作品加起来都不超过千万。
我终于明白了“小豆豆”能够卖十倍于《哈利波特》的原因：
它拥有现实主义作品的所有读者，让每个人都感觉这本书在写自己；
它同时拥有浪漫主义作品（幻想作品）的所有读者，因为所有人，包括老师、包括校长，包括家长，当然也包括孩子，都认为巴学园是跟彼得潘的永无乡、哈利波特的魔法学校、爱丽丝的兔子洞一样的永远无法到达的地方；
我们喜欢这本现实的非虚构作品，是因为我们憧憬它永远不可实现的梦幻感。
我惊叹于“小豆豆”的魅力，我欣慰小豆豆的魅力，我为“小豆豆”能够同时收服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品的读者感到激动兴奋，乃至莫名的自豪，然而我却因为其中的原因感到深深的悲伤。
我从“小豆豆”的出版方日本讲谈社了解到了它的发行版图：小豆豆全球发行约2300万，共30多个语种，其中一千万在日本，因为作者黑柳彻子是日本电视界大名人常青树；其中一千万在中国，因为被当成了教育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混合体；其他大部分在东亚，很少部分在欧美——讲谈社的潘岳先生说，大概是因为欧美的孩子本来就被尊重了天性，小豆豆和巴学园的故事天天顺理成章地发生，所以，他们不觉得稀奇。
写作风云一时的《中日夏令营的较量》报告文学的教育家孙云晓那天就坐在我的旁边，他说：《窗边的小豆豆》令人惊讶地证明了童年是永恒的，是超越时空的，是有独特价值的。实际上，黑柳彻子对童年的发现与证明，不亚于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
一本书孕育的一些梦想
那天，跟我们一起出现在答谢会现场的，还有中科院附属玉泉小学的一群孩子们。他们一起朗读了“小豆豆”里面的一个章节，正是小林校长听小豆豆天马行空胡扯了四个小时的那一段。
我留意到，这个学校的孩子都长得红润结实，他们回答问题也显然不按常理出牌，“你为什么喜欢小豆豆？”“我也不知道，就是喜欢！”
“小豆豆”的铁杆粉丝、《北京少年报》副主编王旭君的儿子就坐在其中，她告诉我，为了儿子能上这个幻想中的学校，她专门搬了家。
玉泉小学的校长高峰那天也坐在我的旁边，他讲话有浓郁的山东口音，很不像一个名校校长。六年前，他还在山东高密做一所学校的校长，之后被北京市作为特殊人才引进入京。他之所以能够来北京，是因为他让政府相信，他能够办一所理想中的学校。
他理想中的学校就是“小豆豆”书中写的巴学园。为了在形式上像，他还真的去找公交车厢，没有找到，后来找了十几节火车厢，那些火车厢成为了孩子们兴趣课的教室。
玉泉小学位于北京海淀区，这是全中国优质生源争夺最激烈的地区之一，这个地区有大量的北大清华等高校的知识分子，有“全宇宙中心五道口”互联网企业的孩子们，有世界五百强在中国的大部分总部……海淀家长是最懂得把孩子送到哪里去接受优质教育。
高校长在玉泉小学的六年，这个学校的学生从1400人翻倍到2800人，把学校周围的房价从一万多变成了十万之巨（当然其中本来就有大环境房价上涨因素）。
高校长的法宝总结起来很简单：“小豆豆”是对童年的发现和证明，我就相信这个被1000万人证明的真理，尊重儿童的自然性，办一个孩子爱来上学，过得轻松快乐的学校。
同时，高校长还强调孩子们的社会性，他说得非常直言不讳，“所谓社会性，就是孩子将来要归属于什么阶层，扮演什么样的社会角色，而要把孩子们归到什么社会阶层，目前用的手段主要是考试，那么孩子也要在考试当中胜出。”
玉泉小学使用的手段不是刷题和熬夜，而是有效率地学习，学校的教材是自己编写的——“以前那些教材教法学法已经证明又痛苦又无效，那就要果断抛弃”，高校长说。
最后，“社会化”的阶段结果是：毕业班380多个孩子，只有不到四十个等派位，其他孩子已经被各大名校提前抢走了。
“如今的玉泉小学可以说是一本书孕育的学校，那本书就是《窗边的小豆豆》，我从80年代得到这本书就想要办一所这样的学校”，高校长说。
在中国，受“小豆豆”影响的教育工作者不是少数，新浪微博的育儿名博主王人平，在出名之初的网名叫“巴学园”。李跃儿创办的幼儿园，取的名字是同音的“芭学园”，这一定是一种深深的致敬，很多家庭甚至为了读芭学园从外地搬到北京。
巴学园其实也有学习对象，那就是英国的夏山学校，《窗边小豆豆》的风行，也带动了《夏山学校》的热销。
有意思的是，巴学园在战火中不在了，夏山学校一百年后的今天还继续存在，而它的同名图书热销到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就会出现去那里的留学潮，在60年代是来自于欧洲和美国的学生，80年代来自于日本，2000年后，《窗边的小豆豆》《夏山学校》相继在中国出版热销，引发了中国孩子去夏山的留学潮。我也听说湖南等地有使用夏山模式办学的私立学校。
安徒生奖获得者曹文轩如此评价“小豆豆”：“这本书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因为与教育有关。这本书的主人公不是小豆豆，也不是校长，它的名字是教育。”
陈明骏的missing
“小豆豆”的中文版出版人陈明骏，是我们出版界无论官方大社，还是民间新锐出版人都由衷佩服的人物。他创办的新经典刚刚上市，曾经出版了《百年孤独》《张爱玲文集》等大家热爱的图书，也创办了绘本启蒙品牌“爱心树”。
陈明骏登上台来，是个浑身没有一丝火气的谦谦君子。回忆往事，他说小豆豆通过培养铁杆粉丝到了80万发行量的时候，有同事美美地畅想：这本书要是能够发100万就好了。他当即回复：“这本书如果只能卖100万，你们别呆这里，去阿富汗算了”，“我认为这本书能够卖1000万。”
当时所有人都认为他在说天方夜谭，多少畅销书风行一时就寂然无声，像小豆豆这样十几年后拿到1000万销量的图书，可谓闻所未闻，一切来源于陈明骏和新经典的一直保持的养护，才有小豆豆的慢热和恒温。
晚宴时，陈明骏主动开了他的微信二维码给我们扫，这是他交换名片的方式。我注意到他的网名叫missing——很像一个恋爱中的文艺小女生爱取的id，这引发了我的巨大好奇。
“我在提醒我们勿忘初心。”陈明骏说，“我们做出版的人不能仅仅是为了钱而来，甚至不能为了钱而来，我看过一个数字，整个出版业的产值，还不如万科一家企业多，但这个行业为什么还要聚集这么多上好大脑在这里工作，因为我们热爱工作本身。”
“我经常劝新经典的编辑少做点书，每本书都做自己特别情愿，特别喜欢的书。如果经济回报不令你满意的话，我希望精神上能够提供足够的满足感。新经典没有选题会，编辑爱做什么书稿就做什么。每年，编辑都有任性做一本书的机会——这本书可以不考虑任何经济利益，只是因为热爱。”
“但就是这样，我们反而做了很多赚钱的书，一点都没有妨碍我们富裕，”这个刚刚在A股上市的董事长说，“所以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勿忘初心。”
陈明骏在答谢会上还说了一个天方夜谭的数字，他说：1000万册对于小豆豆仅仅是个开始，我认为它可以卖到5000万，希望在我退休前可以见证那一天。
我的悲哀与喜悦
“小豆豆”在中国的慢热和恒温，归功于出版者对作品的“教育”定位，更归功于理想主义的出版人真的相信真理，并且践行真理：
童年自有其独特的价值，让儿童像儿童一样生活，不会妨碍他成为幸福的人——黑柳彻子用长长的、幸福而丰盛的一生，证明了它；夏山学校用一百年的真实的教育办学证明了它；芬兰用整个国度的教育实践证明了它……在这些证据面前，我们是高喊不合国情，还是选择像玉泉小学那样试一试才心甘？
我想中国正在践行的教育者、有思考和行动力的家长会给出答案。
我想，《窗边的小豆豆》如果要达到5000万销量的话，它会不仅是个非虚构的传记作品，不仅是幻想与现实集于一身的教育作品，还应该是一种全社会普遍承认儿童天性的理论作品，是人人都认为这是常识，这是应该去做实践的指导作品，甚至是统一观念的手册。
当我们无比憧憬一些美好的教育“故事”的时候，很多人都把那当做“故事”去听。
《理想国》《爱弥儿》《夏山学校》《56号教室的奇迹》《可汗学院》《朗读手册》《芬兰教育全球第一的秘密》《一生的学习》……这些故事从几千年前的古希腊，讲到文艺复兴，讲到工业革命，讲到信息时代。
讲的人苦口婆心、口干舌燥，搭上了很多很多的人毕生的时间和精力，甚至有些人为了维护教育的真理，像苏格拉底一样付出了生命。
但是，很多听故事的人，仍然无动于衷，还会奉上嘲讽和谩骂。
“小豆豆”在中国有一千万的读者，这是我的喜悦；像“巴学园”一样的学校，还只有寥寥无几的几所，这是我的悲哀。
我也希望能够看到“小豆豆”在中国有发行5000万册的那一天；我更希望在5000万个读者中，能够被感动之后，走出几个有行动的人，做出更多的几所巴学园那样的学校，成就几千个、几万个小林那样的老师。
年龄渐长，我越来越觉得，做一个站在边上观看、鼓掌的人，是容易的；做一个脚踏实地去开创出一条道路的人，是艰辛的。哪怕是一条很小很小的道路，哪怕是一条曲曲折折的道路，都是异常艰辛的。
人们倾向于看着别人去开创道路，等到那条道路笔直了、通畅了，自己再走上去。但是，我想说的是，当有人在开创道路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不仅仅在旁边鼓掌，也可以帮着拔拔草、培培土。
因为这每一条路，都是我们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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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书妈妈三川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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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本文插图来自于《窗边的小豆豆》，插图作者为日本著名艺术家岩崎千弘。
未来的教育走向何方，这些文章能带来思考：